广东省云浮市平台镇古勉村是一个被广昆高铁贯穿全境的小村庄。2013年，许多村民的生活由于一座高铁站和一个改革试点方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刘立新是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古勉村的一位村民，今年6月他花费38万元住上了崭新的4层楼房。这38万元有8万元由其利用新房宅基地向银行抵押贷款获得，7.5万元来自村里修建高铁站全村搬迁而获得的补偿费。
      像这样的例子近年来在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地区已经开始层出不穷。但事实上这样的做法违反了目前的《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法规的规定：耕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然而，2012年国务院通过的《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等一系列试点方案打破了对农村土地流转的限制，也让“刘立新们”的梦想变为了现实。
       那么，此次三中全会能否让这些现实变得更加普遍和美好？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可能会有所突破，这其中包括继续进行农地的确权、颁证、登记工作，继续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方式的多样化，等等。

    “我们目前的土地制度是由很多的法律法规构建而成的，上至宪法，中间有《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等等。所以《土地管理法》的修改酝酿了好多年，但一直没有修改成功。去年汇总了那么多意见，只拿出了一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讨论修改，这一条就是取消征收农村土地补偿最高不超过30年的收入的上限，但最后也没能通过。最近一年来可以说这方面的工作就又搁置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法律没有修改成功，试点却已在各地纷纷林立。蔡继明表示，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可以先从政策上进行突破，而此次三中全会正是一次很好的契机。
      正如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村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尝试，到了1979年小岗村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这一举动虽然随后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支持，但真正得到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认可却是在1982年和1986年。
    “现行土地管理法之所以难以修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涉及到宪法中关于土地制度和征地制度的规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以说是现在土地改革的一大难点。”蔡继明说。
     今年9月，有消息称，一份事关农村土地改革进程的重要文件——《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已下发至河北、辽宁、吉林等18个省。虽然国土部的相关人员随即否认下发了这一文件，但是也有相关人士确认该文件虽然没有达到正式下发的阶段，但已经开始进入征求意见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目前在一些具体制度设计还存在着争论，但在基本制度体系方面已经形成共识，土地改革目前亟待非常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