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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最重要的定位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7-04-05 来源:经济观察网 1501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这句话用在4月1日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不是事后解读,而是出自国社通稿,无疑来自最高层的鼎定之论。一时间,石破天惊,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一石激起千层浪。稍具一点时政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被誉为“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国家级新区大有来头。虽然官方用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相提并论的叙事语气来形容雄安新区,但颇具不同的是,深圳特区当年是“摸着石头过河”,乃至于要“杀开一条血路”,浦东新区也同样经过“实践的检验”方才水到渠成。而这一次,雄安新区一反往日的低调,直接上来就明定其“具有全国意义”。

  高调亮相,是因为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

  让我们展开地图,看看“具有全国意义”的底气和自信从何而来?

  知乎?


  在地图上,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恰成等边三角形,各自相距100-120公里。在这个举世瞩目的“金三角”中,有理由期待这里将要发生让世人惊艳的嬗变。

  人们从不足1500字的新华社通稿中,解读雄安新区的定位首先聚焦在“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承载地”上。按照这个定位,雄安新区首先要承载起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的任务,按照“起步区100平方公里”的规划,起步区将主要承载起这一功能。从区域位置看,这个区域将与北京、天津构成三足鼎立的猗角之势,共同支撑起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从这个意义上讲,雄安新区无疑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最为重要的国家工程。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并称为国家三大战略,因此,说雄安新区具有全国意义毫不为过。

  从地图上看,建立在人烟稠密的冀中南平原之中的雄安特区,无疑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具有战略意义的支撑点,是其向南拓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并进而使其与山东半岛、黄淮平原直到长江经济带形成融合发展格局,可以说,在北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投下一颗足以弥补方圆百公里没有大型现代化都市的空白区的“棋子”,从而实现中央所提出的“区域协同发展”目标。

  然而,雄安特区的“全国意义”决非仅仅在于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地,局限于京津冀区域之一隅。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党中央、国务院通知中所赋予它的一系列官方定位:“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最终成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这“五个区”的定位,清楚地赋予了雄安新区的历史使命。堪当“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之任者,决非局囿于承载某一个具体的战略任务,而在于要承担起树立发展新标杆、引领发展新模式的历史重任。这个意义,不亚于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经济特区。非如是,不足以当此殊荣。

  要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具体而言,落在最高层确定的七项重点任务上: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打造优美生态环境、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具象的意义上讲,这七项重点任务,已经突破当年成立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时主要赋予的经济建设任务,而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综合示范区。

  一言以蔽之,雄安新区将是十八大以来关于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道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性事件的时代,所有在中国具有顶层意义的“国家大事”,都具有世界意义。了解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建设雄安新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肩负重任的雄安新区,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的“试验田”,以向世界展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

  行乎?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958年4月毛主席的一句经典名言,用来概括雄安新区的独有优势尤为精当。

  从航拍影像看,偎依在华北平原最大湖泊白洋淀周边的雄县、安新、容城,开发程度很低,发展空间充裕,同时一如官媒所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确实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那么,在这样“一张白纸”上,要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确实需要分清利弊,找出最佳发展路径,选择最佳建设方案。

  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确实是有利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白手起家、基础薄弱,更何况雄安新区相对于深圳特区毗邻港澳、浦区新区紧贴都市,更兼有口岸通商航运之便来说,其不利因素不言而喻。如何解决开发建设的巨大投入?如何形成投入产出比较优势?如何形成滚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格局?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

  如果沿用过去的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炒高地价——地方政府举债+高杠杆信贷的房地产开发和“土地财政”老路,显然后患无穷,已经被官方明确弃用。那么,只有跳脱为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百试不爽的老招,真正从方法论上闯出一条行得通的新路,才能化解不利因素,担负起“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历史重任。

  一个可以想像的选项就是,摒弃唯GDP至上的发展观念,采用全新的发展路径和考核体系,克服短期利益驱动,也就是官媒所言要“保持历史耐心,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开发节奏”。不以一时发展快慢论英雄,方能避免绑上GDP的战车,走竭泽而渔的老路。而这个道理虽然浅显,但若放在一个已有上百万人口、上千亿产业的建成区来说,在保增长就是保就业的现实命题面前,显然就没有这样从容的政策自由度了。

  另一个可以想像的选项是,雄安新区有望采用与过去迥乎不同的国土开发和规划建设模式,对传统的“招投挂”方式进行大胆改革,克服“政府控规+开发商开发”的粗放开发模式带来的弊端,有可能探索“政府详规+定向开发+投入使用”一体化模式,这从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最近表示要“把每一寸土地规划清楚再开工”可见端倪。过去单一“招投挂”模式拉高地价、推高房价的问题有望得到医治,而新区严控炒房行为、坊间盛传未来将以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模式也将回归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本位属性。而“多规合一”、“区域管控”等新理念的落地,也将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成为现实,从而打造出“城市管理新样板”。

  这些政策和管理上的改革创新突破,其实都是“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只不过过去缺乏一个拥有足够宏大的叙事意义和实验空间的区域来实践和验证而已。毕竟受制于既有发展路径依赖和利益格局束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中需要足够的自信和耐心。惟如此,雄安新区才具有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相提并论的“全国意义”标本价值。

  至于雄安新区未来的城市和产业定位、建设规模、发展速度等等,按照“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的“路径图”,以每平方公里一万人口、十亿元产值的密度计,应当在近期内具有百万人口、千亿级产值规模,足以集中疏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非首都核心功能”,而如何突破产业易地搬迁的等质再造、实现提质升级进而形成更高水平的辐射带动效应,有效解决目前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倒虹吸效应,形成协调发展的良性生态圈,则是更为紧要的命题。

  而这一切,绝非虽然庞大而终归有限的存量资源足以支撑,有赖于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创新。

  这一切,在一张地域广袤的巨幅白纸上施展,一切都有可能。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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