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的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
与其他的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昉：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蔡昉：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有一次我在讲解人口问题的误区时，谈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经济学家太实用主义，全世界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对中国来说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幸福地”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昉：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蔡昉：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有一次我在讲解人口问题的误区时，谈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经济学家太实用主义，全世界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对中国来说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幸福地”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