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转型的三大命题

       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从外部环境看，国际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总体不景气，预期潜在贸易纠纷上升，保护主义抬头;从内部看，国家层面面临汇率、流动性、金融稳定和增长四重目标的平衡，地方层面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调整难、潜在政府债务压力依然较大等困难。

　　本文着重从政府与企业层面探讨经济转型面临的三大问题：产业升级、产业淘汰以及寻找新兴产业。

　　产业升级

　　经济转型简单说是用朝阳产业替代夕阳产业，提升产业的活力和附加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经济转型可以理解为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事实上是永恒的主题，在经济繁荣时期存在，在经济不景气时显得更为迫切。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一般都有更多的应多策略。比如，传统钢铁厂通过升级转型为特种钢厂等等。这种程度的产业升级从哲学意义上依然属于“量变”的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这种程度的“量变”亦积累了不少，可能诱发一些“质变”：如钢铁厂可能变成了新材料厂，从冶金行业跨到新材料行业。这样企业发展的天花板大幅提升，竞争力和附加值一般也得到了提升。围绕产业升级这种意义上的经济转型，政府能够给出的如专项基金补贴等等政策，主要是给予企业适当引导和支持，这种转型的主导力量主要还是来自企业内生的演化。

　　从政府层面，这种产业升级毫无疑问是有益的，值得大力支持的。从企业层面，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将面临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内在动力是较强的。但笔者观察到在我国，企业对产业升级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够，相反，企业更愿意重视市场营销。笔者认为这背后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环境。中国虽然在绝大部分产品和服务都是全球单一最大的市场，但市场的集中度较低，各区域市场割裂、国内贸易的市场壁垒较高、物流成本较高，使得价格机制无法准确传递产品真实的供求。市场的割裂削弱了企业自身升级的动力，同时也成为经济转型的绊脚石。

　　因此，在产业升级的层面上探讨经济转型，对政府而言，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强有力的政策打破国内市场割裂的情况，对企业而言则要更多地向华为等先进企业学习，把市场营销的优势最终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实施企业自身的升级。

　　夕阳行业的淘汰

　　任何行业都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一般都会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并最终必可避免面临淘汰。面临淘汰的行业就是夕阳行业。可以理解，对身处夕阳行业的企业而言，现实是很残酷的;对以夕阳行业为主的地方政府而言，经济增长的压力是巨大的。

　　市场机制强调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对于夕阳行业，应该用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淘汰。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公认”的夕阳行业，比如人工缝纫机、黑白电视机等。淘汰这些行业估计对企业和政府来说，都不会有太多疑问。但困难往往存在于一些“相对”的夕阳行业，比如传统的彩色电视——代表着远远落后于主流显示技术的电视行业，以及传统的非智能手机——代表着远远落后于主流智能手机功能的手机行业。身处这种行业的企业，有的会对市场需求复苏抱以幻想，有的会精算沉没成本，有的会伸手向政府求援(这种做法较为常见)，很少有企业会干净利索地甩掉包袱。这种困难笔者认为是企业家管理能力的缺乏所致。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企业家的管理能力提升很快，但对市场趋势的判断依然略显“短视”。解决这个困难有一个简单办法，就是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当企业上市以后，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估值可以作为一个前瞻性的指标。可惜的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是一个行政审批的市场，所以这种资本市场红利还无法覆盖大多数的企业。

　　从政府的角度，对夕阳行业是“伤口撒盐”式的加速淘汰，还是“雪中送炭”式的进行扶持，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难题。因为政府需要平衡政策转换的节奏，需要平衡可能带来的失业等问题的冲击，还有相关行业中国有资产的损失等。具体到地方政府，这个选择的困难显得更大，因为即使从宏观层面上确定的夕阳行业，也有可能还是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所以从政府角度，这个问题会引发反复博弈。笔者认为，这种困境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其负面影响，比如进一步减少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无论在初创期的扶持政策，还是在衰退期的淘汰政策，政府都尽量减少干预，任企业在市场中锻炼和选择。

　　寻找下一个风口

　　回想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期，美国的IT行业也曾面临痛苦的抉择。幸运的是，随着后来计算机、移动终端的普及和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商用，互联网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并且当前正扮演着改造甚至颠覆传统产业的角色。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寻找下一个风口所面临的困难不亚于发现新大陆。那么，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应该如何寻找下一个风口呢?

　　笔者认为，从中国当前的情况看，从企业角度寻找下一个风口的条件较为成熟。这主要得益于日益开放的国际交流，还有互联网上经验知识的传播。中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场外的一级市场，为企业寻找风口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说，在股权投资基金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有更多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可以一起寻找下一个风口。

　　从政府角度寻找下一个风口是一件既简单又不简单的工作。不仅产业转型要找风口，还需要适合当地的资源禀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基础和发展侧重点差别越来越大，只有符合当地条件的风口才有可能落地发展。此外，政府还要努力避免再次陷入盲上快上的陷阱，对市场需求做出判断。对地方政府而言，在指定产业政策时往往还需平衡产业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也正是基于这一政策关注，过去地方政府倾向于上马总资产的“大项目”，现在这种趋势似乎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但是类似的“军民融合”、“互联网”、“金融产业”等仍然屡见不鲜。这种困难源自政府自身多重政策目标的考量，可能也只有依赖于政府自身内部的决策和统筹机制进一步完善后，才能有效应对。

　　给政府的建议

　　以上在产业升级、落后产业淘汰、发展新兴产业三个层面，从企业和政府两个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角度，分析了各自面临的困难。总的来说，政府还有较大的改进提升空间，包括：(一)努力营造公平、开发的市场竞争环境，打破不必要的市场壁垒，加速统一市场的形成，加快实现产品、要素、人员的自由流动，真正发挥价格作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二)保持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宜对新兴产业过多、过早地发布产业政策，即使确定发展扶持的产业也要保证在五年以上中长期内政策力度的相对稳定，在制定或调整产业政策时要充分预估市场的惯性和政策的时滞，从指导精神上更多地转向依赖市场，发挥企业的自主创新新;(三)结合实际情况发展新兴产业，提高政府资源的使用效率，认清区域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人才储备、产业基础等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方面，地方政府要有清晰的认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真正促进产业发展。

　　对于企业来说，笔者认为虽然宏观层面国内外经济不太景气，但是企业依然大有可为，其中可以重点考虑的做法包括：(一)加大力度引入战略投资者，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企业都应该加大引入股权投资机构，适当降低债务比例，既控制了财务杠杆，又联合了新的股东资源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二)加快经营方式的转型，提高对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投入，特别是过度依赖市场营销的企业，应加快转型节奏;(三)积极对接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不仅要解决股权资金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资本市场抓着新兴产业的发展机会，加快实施和转型。

　　为了实现以上概况的种种目标，可以考虑进一步发挥股权投资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股权投资严格意义上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基于财务需求的股权投资，另一类是基于产业投资需求的股权投资。基于财务需求的股权投资即狭义上的“PE”，也就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但无法从信贷等间接融资渠道得到满足时，转向PE基金寻求资金支持。融资需求是此类基金产生的根本原因。从此意义上说，用于杠杆并购的基金也属于此类范畴。相比之下，基于产业需求的股权投资产生根本原因是投资需求，可以是产业升级的需求，可以是产业转型的需求，也可以是新兴产业孵化的需求。无论是哪一种股权投资，都应该获得政府金融监管、财政、税务等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基于产业投资的股权投资，应该给予更多支持。近年来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异常迅猛，各地各类产业基金、引导基金名目繁多，相比之下，有投资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团队成为稀缺资源。相信随着股权投资行业的不断成熟发展，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之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