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始终处于“五年规划”核心地位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走过了65个春秋，中国经济也被打上了12个“五年规划”的烙印，这12个“五年规(计)划”让我国经济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一个时期的“五年规划”对于经济发展都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每一个时期的“五年规划”中对于产业发展的规划更是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五年规划”的实施过程，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缩影。

　　为了从我国经历的“五年规划”中，探究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历程。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鸿生，中国社科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罗仲伟。

　　产业始终处于“五年规划”核心地位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每一个时期的“五年规划”和每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关系如何?

　　王鸿生：中国的“五年计划”充分体现了“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发展”的特点，但改革开放前后的五年“计划”或“规划”还是有很大差别。改革开放前的“五年计划”是“指令性”的，而改革开放之后就变成了“指导性”的，所以也成为“规划”。总体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具体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及同时期完成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时期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先冒虚火再调整的阶段，经济发展受挫，以至于没有接着搞，调整了三年，然后才有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以及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这都是文革时期的计划，只是计划而已，文革时期的核心问题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改革开放后的第五个(1976—1980)、第六个(1981—1985)、第七个(1986-1990)、第八个(1991-1995)、第九个(1996-2000)和第十个(2001-2005)五年计划是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计划的时期;而第十一个(2006-2010)和第十二个(2011—2015)五年规划，更不同于前面，是因为中国2001年加入了WTO，原来的“计划”这个词儿自然变为“规划”。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主导制订的规划反映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和短期目标，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视点。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在“五年规划”中，产业经济的规划处于什么地位和作用?

　　罗仲伟：在我国的“五年规划”中，产业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产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产业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分工形式的表现，产业经济正是以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而形成的动态结构性特质，为连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提供桥梁。因此，“五年规划”中关于国民经济的部分除系统地提出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外，其余内容往往围绕产业来展开。按照产业经济的分析框架，重点从产业发展、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四个方面予以阐述。“五年规划”中国民经济的相关内容通常隐含着来自这四个方面的思考和安排。

　　当然，产业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各级政府除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外，往往还要编制以产业发展规划为主的若干专项规划。

　　从“五年规划”看产业发展脉络

　　《中国产经新闻》：“五年规划”已到了十二五规划，从“一五”开始到现在，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具有什么特点?各个阶段对于产业规划的内容有什么变化?

　　冯兴元：一五计划(1953～1957)：工业增速 超英赶美。“一五”计划的制定历时5年，数易其稿。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颁布时计划涵盖的时间已经过半。其确定的一项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156项”)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至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那是经济恢复期，稳定下来后，集中力量干大事，速度快但是计划经济有其问题。当你要搞好计划，就会进入一种干预螺旋：政府干预，会增加扩大干预的必要性，否则干预措施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真的导致了进一步的政府干预。所以计划经济不仅仅要控制经济，而且会倾向于控制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经济就缺乏活力。但是最初增长率可能比较高，因为经济的基数小，集中力量搞赶超战略，能够保持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到1978年，计划经济的增长率虽然不错，这种赶超战略是牺牲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每个人是螺丝钉，服从分配。对农民的消费和分配被挤压和控制，把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忽视轻工业。以到处冒烟为荣。工业上冒进也出现，出现过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和食堂，但是农业投资和轻工业投资严重不足。计划经济缺乏市场价格作为经济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人均收入很低，负责计划的官员只能对资源和产品做数量上的统配，没有创新动力。

　　在改革开放前，政府试图放开一些空间，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大一点的自主权，但是中央会很快感到经济失控，于是又收权，形成集权-放权-集权的“治乱循环”。计划经济控制得死，经济就失去动力。控制得松，计划难以实施。到文革末，我国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倒数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计划中的产业计划往往落空。比如几年前中国闹电荒，是发改委控制审批电厂项目的结果。由于有电荒，发改委加快审批，到处搞电厂，结果目前外需不景气后，发现这些投资当中存在大量的不当投资。 钢铁厂，煤炭业，运输业，莫不如此。

　　罗仲伟：在我看来，从“一五”至“五五”为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逐步强化指令性计划、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产业、政府部门直接计划和投资企业项目等计划经济特征，以赶超为产业发展战略，强调工业而某种程度上忽视农业，工业中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往往出现盲目冒进的情况，各五年计划之间的衔接不顺畅，计划指标不断调整、修正，前两个五年计划基本照搬苏联模式。

　　“六五”至“八五”为第二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反映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发展的考虑和安排，指令性计划比重不断下降，鼓励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发展产业，以比较优势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战略，轻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消除短缺经济，各个五年计划开始得到很好衔接，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更多地强调产业发展速度而相对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

　　“九五”至“十五”为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条件，更强调计划的指导性，市场在配置产业资源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开始注意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微博]和“十五”后提出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十一五”至今为第四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将计划改变为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突出调整产业结构问题和启动内需市场问题，强调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着眼点的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注重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注重产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此外，强调理顺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2007年10月颁布的《城乡规划法》间接地增强了五年规划的严肃性和约束力。

　　以史为鉴展望“十三五”

　　《中国产经新闻》：从历次五年规划的实施效果来看，我国产业经济发展应当吸取哪些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罗仲伟：我认为，十一五规划以来，对我国产业经济发展而言，至少有四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产业政策效力和效果问题。十一五规划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处于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状态，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刺激性产业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也必然会产生一定副作用。刺激性产业政策所释放的选择性政策效应往往会掩盖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干扰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刺激性产业政策在增大结构调整难度的同时，还加剧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对当前中国产业政策的深刻反思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经济中速增长常态下的产业发展。中国正在进入经济中速增长的常态时期，传统产业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已难以为继，摆脱传统产业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即摆脱低价依赖资源、投资扩张依赖、过度外需依赖和虚拟金融依赖，走向创新型、集约型、均衡型的现代产业发展道路。然而，在产业发展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短期化、投机化和功利化，极大地阻碍了产业发展道路的转换。

　　第三，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与地方各级政府产业规划之间的衔接与匹配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博弈关系。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正是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地方政府对产业资源的争夺和对地方市场的保护同样是产业结构调整不理想、某些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应当如何推动产业发展需要深入思考。

　　第四，新型产业生态成长所带来的产业革命问题。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以移动互联为最新特征的网络经济正在摧毁传统产业的生存基础。毫无疑问，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的出现和普及应用，以及以智能化、数字化、生态化、新能源和新材料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彻底改变着一切产业的生态。然而，如何认识新产业生态的特质是当前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十三五规划”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回应这一挑战。

　　王鸿生：十二五规划期间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看点就是房地产业的凸起，离开房地产业谈这个时期的经验和教训都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这一时期，中国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土地价格和房价迅速增长，城乡面貌迅速改变，政府在2008年加大刺激，之后试图调控，但结果不明显。显然，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就让中国经济在今天必须转型。

　　要说经验教训，还是要说政府不要直接干预经济发展，政策要有长期眼光，要承认市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政府的职责是规范市场，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政府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不应该为GDP服务。

　　《中国产经新闻》：我国十二五规划(2011-2015)即将接近尾声，您对于未来“十三五规划”有什么憧憬和建议?

　　总的来看，大思路对了，规划才好。反过来，好的规划，其中必定有好的政治理念。没有好的政治理念，规划就是数字，就没有生命。我期望十三五规划首先反映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让权力更加超脱，以便回归裁判者的本位，主导打造公平洁净的市场环境，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走上更加文明的轨道。这样的话，那些经济发展指标才有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