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应该如何防止优质产业流失
发布时间：2014-09-10
来源：搜狐焦点产业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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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媒体报道，华为有关出口终端大部分已撤离深圳，8月6日，东莞市国税局确认华为终端(手机与平板电脑)已转至东莞松山湖设立实体公司，公司已产生纳税行为。此前，南方日报记者也曾以《华为渐进式撤离深圳 科技城能否保住“科技味”?》为题，报道了华为部分机构外迁导致“华为元素”流失。
记者也注意到，近年来，不但深圳传统行业呈现出整体外迁的趋势，一些深圳大力扶持的行业与企业，受土地、政府服务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开始将一些优势部门迁往外地，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好企业要走，差企业赖着不走”的现象。与以往业内关注深企外迁直接带走GDP、税收相比，新时期的部分深企外迁，其带走的产业潜力、高素质人口、经济活力的后果或许不会骤然显现，影响却更为长远。
如何避免深圳企业优质产业要素“流失”?除了众所周知的产业空间、成本方面的原因，政府也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让“渐进式撤离”成为可控的“扩张式外迁”?这将是深圳所需面对的重要课题。
深圳史上大规模迁移有3次，从时间上来看，多发生在深圳产业转型之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深圳市政府在产业层面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不再接受“三来一补”企业的登记。1998年—1999年，企业“大迁移”现象开始出现，迁出的企业主要是“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
进入新世纪后
深圳高科技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时期，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震动深圳朝野，其中关于平安、招商等深圳知名企业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等“扩张式外迁”行为，被认为政策优势的减弱是导致企业外迁的重要原因。
2006年左右
随着各类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的上升，引发了新一轮以“适应式外迁”为特征的企业外迁。
特点
当前现状
优质企业谋求外迁，劣质企业原地不动
外迁概况
深圳上市企业中约44%项目、54%的募集资金、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约320亿元募集资金投向了外地
分布行业
集中在家具、手机制造、LED、光伏设备等行业
外迁性质
传统产业的整体式搬迁和知名企业优势部门“流失”
外迁地区
主要迁往广东省内东莞、惠州等地区
溯源
深企大规模迁移曾有3次
深圳史上发生过较受关注的大规模迁移有3次，从时间上来看，这些企业外迁大多发生在深圳的产业转型之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在产业层面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不再接受“三来一补”企业的登记。1998年—1999年，企业“大迁移”现象开始出现，迁出的企业主要是“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大多数迁到东莞、惠州甚至更远的地区。深圳知名的网络观察人士金心异回忆说，当时那些租地给他们的村民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还联名起诉市政府。
进入新世纪之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时期，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震动深圳朝野，其中关于平安、招商等深圳知名企业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等“扩张式外迁”行为，被部分敏感的深圳人与搬迁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认为政策优势的丧失是导致一些企业到外地发展的重要原因。
21世纪前十年的中期之后，随着各类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的上升，引发了新一轮以“适应式外迁”为特征的企业外迁。2006年5月，深圳市贸工局对企业外迁调研显示，当时全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工业增加值约23亿元。在这119家企业中，工业总产值上亿元的企业多达32家，涉及工业总产值77亿元。这一报告内容被深圳媒体披露后，引发业内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其热度一直持续到2007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减弱，不少外向型企业面临困局，政府与业内的关注重心也由外迁转向了“订单”，深圳市及各区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助企业渡过难关。不过，到了2010年深圳开始认识到，应该借助危机带来的调整，加快产业转型的步伐，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年，龙岗率先推出淘汰低端企业5000家的5年计划，随后宝安、坪山等区纷纷跟进。2011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发了一系列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细化文件，明确提出“清理淘汰低端企业”工作目标，还对企业转移的数量提出了要求：“到2015年实现有序转移企业1万家，其中向深汕特别合作区转移4000家，向省内其他区域转移5500家，形成总部、研发在深圳，其他制造、生产环节在外地的格局。”
现状
产业迁入地变为转出策源地
2011年12月，深圳市委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调研了解的情况表明，深圳市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倒闭、外迁呈现一定程度的加速态势，主要集中在家具、手机制造、LED、光伏设备等对房地产市场、国外市场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也有一些民企受内地资源优势和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主动外迁或扩张。不过问卷调查结果认为，经营严重下降的企业仅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7%，没有出现“倒闭潮”“外迁潮”。
对于不少优质企业来说，产业空间不足是其外迁的重要因素。“如果再不能落实用地，我们只能到市外想办法。”一家自动化设备产业领域的企业负责人说，“我们的设备对厂区有专业要求，因此希望能有自己的装备工业园，周边一些城市希望我们搬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出台后，深圳的城市更新使得原特区外一大批工业区被旧改，成为商住区域，而“工改工”的城市更新又推进缓慢，这一程度上挤压了原关外承接原关内制造业转移的产业空间，加大了一部分优质企业被迫扩张式外迁的压力。
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相关专家看来，目前企业外迁的一个大背景是全球正经历第四轮产业转移。自20世纪50年代始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60年间，全球范围内已完成3轮产业转移浪潮，平均每20年就出现一轮，大致路径是由美欧转移至日本，再由日本转移至亚洲“四小龙”，最后由“四小龙”转移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正是通过承接全球第三轮产业转移，深圳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的迅速集聚，而随着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的启动，包括深圳在内的沿海发达地区由于比较优势的演变，逐步成为产业转出的策源地和主动力源。
根据综合开发研究院调查统计，与2007年相比，2012年沿海地区企业因拓展市场空间、降低要素成本、获取政策优惠和利用当地资源等动因，逐步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行产业转移，并开始出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蔓延的现象，例如电子信息、电力器械、交通设备、医药等产业也出现产业转移现象。
探因
土地、成本等成企业外迁原因
记者注意到，目前深圳的企业外迁，表现为传统产业的整体式搬迁和知名企业的优势部门“流失”并存，这两大趋势带给深圳产业的是喜还是忧，尚难定论。
深圳一位跑家具行业的媒体人士告诉记者，10年前深圳差不多有400多家家具制造厂，现在估计只剩下200家了，一半以上的企业要么倒闭，要么外迁。龙岗区同乐片区是深圳家具产业重要集聚地，近年来受深圳土地资源紧缺、环保政策收紧以及人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加上无地可用，一些已成规模的优秀家具企业纷纷在东莞、惠州及内地省份购置土地，逐步外迁。
传统产业的整体式搬迁还折射出传统产业“逆升级”现象：家具产业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在一些产业聚集区域内，优秀企业受阻于产业空间等因素选择外迁或部分外迁，而低端、竞争力弱、没有实力扩张的企业反而原地不动。这一现象并非家具行业独有，横岗眼镜行业协会秘书长徐明俊告诉记者，现在在眼镜行业内，一些比较优秀的企业往往对政府的产业扶持举措反应冷淡，反而是一些实力一般的小企业积极参与，“一笔10万元的补贴对大企业可能无所谓，但对小企业却不算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部分优质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扩张式搬迁，除了生产环节之外，分支总部、营销、研发等深圳希望留下的部分也开始外迁，而生产环节与分支总部以及营销的“流失”，也会使得深圳丧失部分GDP、税源、高素质产业人口等。
记者查询了相关媒体报道，发现率先迁入的华为聚信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东莞市首个百亿元产值的企业;2010年国内知名手机厂商宇龙在东莞松山湖的一期工程顺利投产后，2011年6月，宇龙全球研发总部在东莞松山湖正式开工;2013年9月，“中集”集装箱总部开始从深圳迁至东莞松山湖，将成为中集集团第一大业务板块集装箱总部，跨国企业总部管理职能及相关的业务也将迁入松山湖，投资达70亿元，建成后税收可达5.5亿元;2013年，华为手机终端总部也将逐步迁入松山湖，由于总部、营销等环节一并迁入，纳税行为也将在东莞产生。
在深圳，上市企业无疑是优质企业的代表，但一些企业也承受着外迁的压力。市中小企业服务署负责人7月份曾介绍，目前深圳共有293家上市企业，很多上市、拟上市企业对产业用地的需求很大，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紧缺的影响，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只能到外地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统计显示，深圳上市企业中约44%项目、54%的募集资金、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约320亿元募集资金投向了外地，“千辛万苦上市募集来的资金，现在却投到外地做了贡献，非常可惜”。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东莞已经答应在塘厦给他们一块4万平方米的土地用以扩大产能，“虽然我们舍不得离开，但也只好去塘厦”。
同时，今年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是：就算能为一些优质企业提供产业用地，但由于近年内深圳工业用地价格大涨，不少企业宁愿舍弃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招拍挂机会，而选择去周边地区购地。如今年年初，龙岗区16宗产业用地出让，结果8宗流拍，一半意向中的企业选择了放弃，这也引发对这些企业是否会外迁的担忧。
方向：将企业总部留在深圳 对策：营造全球商务环境
图表：黄红鹰
■方向
将企业总部留在深圳
对于企业外迁，深圳的打算是，既然深圳产业空间狭窄，优势企业难免跨区域扩张，那最好是这些企业将生产环节外迁至外地，但总部、研发、销售等环节留下，形成总部、研发在深圳，制造、生产环节在外地的格局。
在早些年，周边地区及内地经济刚起步，对深企求贤若渴，这一思路或许可行。但随着莞惠周边地区及内地经济也开始快速发展之后，加上国家对环保的重视以及民众对污染的高度敏感，这些地区也开始对那些附加值低、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说“不”，因此一部分深企在迁入外地时，外地政府一般也要求企业最好将总部、研发等环节一并迁入，最少也须在当地注册独立企业，从而在当地产生纳税行为。
事实上，围绕着企业外迁，深圳、外迁企业以及迁入地三方之间的竞争难以避免，今后或将加剧。
深圳原特区外的一家手机触摸屏玻璃面板企业就是一例。随着智能手机的盛行，这家企业迅速成长为全球手机触屏玻璃的最大供应商。受制于产业空间的限制，该企业到惠阳购置了土地建厂。为此深圳相关部门曾建议该企业将深圳作为总部，惠阳的基地作为生产基地，所有的订单全部在深圳下，以便尽可能地将税收留在深圳。不过在当地政府的要求下，这家企业还是在惠阳注册了分公司，惠州当地媒体去年报道显示，这家企业在惠州的分公司已经成为惠阳区的龙头企业，2013年的营业额有望突破100亿元，对所处的惠阳区税收贡献有望突破1亿元。
“企业会根据各地所给的优惠政策和服务来综合考量，毕竟企业是考虑利益的。”龙岗区知名网友谌毅兵回忆说，2011年龙岗和周边的东莞、惠州合作谋划开发三地交界的坪新清合作区时，曾设想将制造业放在东莞、惠州，而总部、研发等放在龙岗，不过这一设想没有得到两地的认同，“当地人和我交流时就问：凭什么有污染、低附加值的就都要放在我们这儿?”
事实上，现在的东莞、惠州等周边地区已经开始不满足成为深圳企业的生产基地了，作为提供大面积廉价土地资源的条件，深企迁入时也同样需要考虑在当地注册分支机构，甚至将营销、研发、总部迁入。因此围绕着这些外迁的深企，深圳与迁入地争夺的将不只是GDP，还有税收以及研发、总部等部门带来的经济活力。
■对策
营造全球商务环境
缺地、没有特殊政策优势的深圳，如何帮助外迁企业，抵抗廉价土地、特殊优惠政策的吸引，让这些企业将最有价值的部门留在深圳本地呢?
曾几何时，在深圳，政府的服务意识是吸引企业“把根留住”的重要原因。2007年，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同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具有强市场、弱政府的特点，也就是说政府对市场没有什么大的干预。”
时过境迁，如今周边其他城市的政府服务意识和行政效率都在提高，反而是深圳对企业的服务有弱化的趋势。很多企业对深圳政府部门的评价是：在办事规范方面一流，但办事效率有待提高。
而在一些企业看来，尽管政府想出好政策，也的确做了不少事情，但问题是很多政策和市场脱节严重，这使得政策的效用打了折扣。龙岗天安数码新城副总经理余安定认为，目前政府给出的一些政策并不是市场想要的，应该出台一些更市场化、更专业化的好政策，“比如说，一些金融扶持政策，政府关注更多的是那些具有一定产值和规模的企业，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政府的帮助是锦上添花。政府往往会忽视一些虽然小但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他们最需要雪中送炭的时候，却得不到扶持。”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面对深企跨区域扩张已成趋势的情况下，政府应采取措施变“企业外迁”为“有管理的扩张”，在政府服务这一软环境营造上，深圳这个曾以高效闻名的城市，还需要进一步升级自己的服务。
“深圳不但应该有最好的创业环境，也应该争取拥有国内最好的全球商务环境。”在金心异看来，深圳的政府还只是一个擅长为制造业服务的政府，深圳最需要成为一个能够帮到那些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企业。
“如何让创业成功并已做大的企业，能够继续在深圳获得更大的发展?如何让做大到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需要整合全球资源的企业，能够继续对深圳有所依赖?如何让那些不看重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但看重城市的全球商务环境的企业，能够对深圳满意并产生依赖感?”面对企业的扩张式外迁，这同样是深圳所应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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